郑国有个宰相很爱吃鱼，于是，有人给他送鱼。他都不接受。人问他：“你那么爱吃鱼，为什么不接受呢？”他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不接受。如接受别人送的鱼，就会因此而失掉俸禄，就没有鱼吃了。我不接受馈赠而保住俸禄，就终身有鱼吃了。”这则故事见西汉•刘向《新序•节土》。
郑相的不受鱼，只是为个人的长远利益打算。他的“不受”，是为“终身食鱼”。话说得实实在在，没有丝毫矫情，没有半句“我要清正廉洁”的豪言壮语。但是，他比起那些受贿而徇情枉法的贪官却明智得多。
与这件事异曲同工的还有陶母的故事。《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载：陶侃青年时做鱼梁吏。这是管理鱼梁的小官。他曾经把一罐鱼干送给母亲。母亲并不因儿子如此孝敬而高兴，而是拒绝了。封好鱼干，她交给派来的人带还，并回信责备陶侃：“你当了官，把官府的东西送给我，这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啊！”
陶母忧虑什么？在她看来，虽然只是区区一罐鱼干，但这也是官府的。你把官府的东西拿来孝母，这不是贪污吗？贪污会有什么好下场吗？陶母不仅不接受鱼，反而写信教育儿子，这就为儿子筑了一道防腐墙，这是多么清醒的官吏家属！这个陶侃，西晋时任过广州刺史，东晋时任征西大将军，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他勤政廉明，为后人所称赞。这与陶母在陶侃年轻做小吏时就促使他筑了防腐墙有关。
我们可以推断，郑相考虑，是着眼长远利益，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你投我所好，知我嗜鱼而送鱼。你满足我的私欲，你必然要我用权力满足你的私欲，这不危险吗？陶母的忧虑，也是着眼长远利益，是为儿子的前程着想。
往深处想，郑相不受鱼与陶母拒鱼，都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是心存敬畏感，对法律的敬畏。害怕最终受到封建法律的制裁。人，手中一有权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腐败的机会；人，从人性本身来说，都有腐败的倾向。问题是能否自律。而自律，有道德因素，更来自敬畏感。为官如此，为民也如此。你总得有所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