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石墙院。他坐了蒋介石的五年牢之后，因抗战爆发而出狱。在暂住南京期间，蒋介石派陈立夫、陈果夫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均遭陈独秀拒绝。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此时他先后寄居傅斯年家和陈钟凡家（陈是北大学生），靠朋友资助度日，后又拒绝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请求，乃偕夫人潘兰珍赴武汉。在武汉期间，董必武曾受中共之托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陈不同意，“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他既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作检查才能前往延安，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困潦倒的漫长之路。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辗转长沙来到重庆，遇见同乡、同学邓季宣，经他又认识了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之名，邀请他来到江津县，经过一番波折，最后定居于清朝拔贡杨鲁丞家——石墙院。
说来凑巧。陈独秀流落重庆期间，偶尔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杨鲁丞所著《皇清经解》抄本，很有兴趣，出钱买下。到江津定居后，一次在某馆喝茶时和邓燮康提起此书，邓告诉他，杨鲁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邓又告诉陈独秀，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不欣赏他的作品，还批了“乱杂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没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陈独秀应邀答应为之整理，就这样住进了石墙院。此时石墙院主人是杨鲁丞后人杨明钦。陈独秀住在大院平房右侧一个小院，四间房子。陈独秀之所以同意住进远离江津、地处山坳的石墙院，除整理杨鲁丞著作外，主要是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便于整理他在狱中就着手著作的《小学识字教本》。正如他入川后一首诗中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小学识字教本》，从字面上看容易误解为一本粗浅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不然，它是拥有中西文化很高素养、特别是国学雄厚基础、博古通今的陈独秀最后一本学术力作，是总结我国几千年和他几十年来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此书名为“教本”而非“课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这是有意为中小学教师普及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学蓝本，学术性虽高，但目的还是在于实用。此书完成后，稿件送审时，有关部门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两万元稿费退回去了。此时的陈独秀已贫困交加、生活拮据，多么需要一笔钱度日，可他硬是退还这笔稿酬，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陈独秀落脚在石墙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夫人潘兰珍为生活所迫，避着陈独秀典当了首饰，连柏文蔚（陈的老友、曾任安徽都督）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为了补贴生活，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陈独秀还被小偷光顾过。小偷可能以为很多名人来拜访他，一定是个富户，谁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物、《小学识字教本》手稿和印章“独秀山民”。因陈独秀始终是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度日的，当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没有追回，陈独秀非常痛心。当友人前来安慰时，陈幽默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石墙院为三进，中间以天井隔开，这天井大约200平米，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陈独秀就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开着半个“厅”，仅容一桌两凳，是陈独秀吃饭的地方，院的右侧两大间，大门有一大排隔栅，是陈独秀写作和会客的地方，小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花坛，中间有玉兰一株，为陈独秀所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