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成功是正道，就怕晚年失航灯；辉煌已成昨日事，牢中悔悟有何用？”这是辽宁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被组织审查时写下的悔悟。
史联文曾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三次荣获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从记者干起，最后升任辽宁省广播电视台台长。
史联文的事业是成功的，仕途是成功的，人生也辉煌过。倘若其始终坚守正道，应能在诸多荣誉光环中光荣退休、颐养天年。然而，他却“晚年失航灯”，走了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违纪违法之道，受贿人民币1140余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5000元；挪用公款550万元。
2014年7月21日，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史联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62岁的史联文只能在监狱里悔恨终身。
一把手变“一霸手”的悲剧
——辽宁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受贿、挪用公款案剖析
记者 尹健
作风霸道，一手遮天
1978年，26岁的工农兵学员史联文从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毕业，进入辽宁电视台，历任辽台新闻部记者、新闻部主任、新闻中心总监、副台长、常务副台长。2007年9月，55岁的史联文在历经近30年的奋斗之后终于坐上了台长宝座。
贪恋权力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必定要把权力用到极致。对于他来说，不管之前失去的是金钱还是尊严，都要加倍地找回来。
作为辽台一把手，史联文手中掌管着3000余人的人员队伍和几十亿的流动资金（仅2012年，辽台全口径收入就达25亿元）。
面对如此重权，史联文本该小心谨慎、认真把握，而他却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如果有人对史联文的意见稍有怠慢没有执行好，就会招来史联文的批评甚至谩骂。史联文把辽台当成了自己的专属领地，以霸道强势进行权力“垄断”，成为了辽台的“一霸手”。
窥一斑、见全豹。史联文当台长后，一次领导班子开会，有位成员迟到了几分钟，史联文直接说：“滚出去。”
应该说，辽台的各项规章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无论是宣传管理、技术管理、行政管理、经营管理，还是党务工作，都有详尽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有的还是史联文亲自组织制定或修订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史联文来说，这些制度是管别人的。在他看来，他的想法就是制度、就是决策，台内不同层级领导分管的事务必须按照他的意思办。
关于电视剧的采购和广告经营，辽宁广播电视台有《电视剧采购制度》、《影视剧审批小组工作制度》、《广告经营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但事实上，往往由史联文授意，下边就必须得执行，根本不按制度执行。调查发现，当时的辽宁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根本没有合同登记台账，也没有对合同统一编号，更没有统一的合同范本，随意性非常大。合同漏洞百出，有的没有签订日期，有的大小写金额不一致。个别广告合同约定金额与实际缴纳给辽台的金额一年竟相差千万元以上，仅2011年辽台就少收广告费1.2亿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再比如，节目购销中心推荐一部电视剧在辽宁卫视独家首播时，审片组大多数人审看后提出不同意见。但史联文坚持购买，后来节目购销中心以卫视黄金档首播价格每集60万元购买，总计2041.01万元，而在这背后，史联文都收获了“回报”。
有人说，史联文在辽台可谓是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
培植亲信，搞小圈子
史联文任台长后，他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不是正常上下级的工作关系，而是哥们儿关系，彼此之间称兄道弟，形成了一个“团结紧密”的哥们儿利益集团。
在这种权力框架下，台里许多重要事情都是这个小团体私下拍板决定，之后再拿到所谓的领导班子会上认认真真地走程序。尤其在涉及人员调入、干部提拔方面，更是由“地下组织部”操纵，搞“裙带关系”，上下串通，利益互保。与史联文关系好的人怎么干都行，与他关系不好的人，无论怎么努力工作，也很难得到认可和提拔。
久而久之，就形成这样一个惯例：每次研究干部人选时，有关部门都要将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向史联文确认一下，以免有遗漏。待召开党委会的时候，史联文再把这些人员的背景关系在会上一一说明，再三强调“都是必须得办的”。于是，正常的人员调动、干部提拔使用，变成了史联文个人平衡利害关系、笼络人心、卖人情、打造“小圈子”的绝好机会。
史联文主政辽台时，台里一部分人敬佩“仗义的史大哥”，一部分人畏惧“厉害的史台长”，还有一部分人憎恨“无法无天的史联文”。
崔军，辽宁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是史联文的“心腹”、爱徒和得力干将。他从辽台新闻中心一名普通的摄像员，成长为记者、新闻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对外新闻部主任，直至主管辽宁广播电视台广告经营，每一步提升都离不开史联文的“关照”、“呵护”。崔军讲：“从1987年参加工作起，就一直跟着史联文，是史联文一步步把我提拔起来。”为了感谢史联文的一路关照，崔军从2007年底至2012年10月，先后6次送给史联文人民币221万元。
堡垒往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早在崔军担任辽台广告部主任时，辽宁省委宣传部的有关领导曾善意地提醒过史联文：“崔军是你的徒弟，任职上要慎重。”但史联文打保票说没有问题。然而，崔军被提拔后，由于对辽宁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管理不力，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受到法律制裁。而史联文案件的线索正是来源于省审计厅在对史联文离任审计时发现的辽宁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涉嫌滥用职权，在广告销售方面存在广告合同管理不规范，部分广告价格不公平、不合理及少收广告费用，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
善使手腕，溜须拍马
中国人向来不缺乏讨好巴结当权者的奇思妙想和大胆举动。清代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的江春，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40年，先后蒙乾隆皇帝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正一品光禄大夫”等头衔，并赏戴孔雀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枝，“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
而在文学作品中，古代下级官员为了讨好巴结上级官员，又不便打听“领导”的鞋码，居然想出了在“领导”路过之处“撒灰取鞋样”的法子。当合脚的鞋子送到“领导”脚跟前时，让其在惊讶之余更感贴心、受用。
不知史联文是受了这些“经典案例”的启发，还是无师自通，在现代社会也做出了不逊于古人的讨好巴结之事。
一北京来的干部到辽宁出差，去辽台了解情况。说完公事，台长史联文“随口”问：“领导什么时候回北京啊？坐飞机还是火车，票买了吗？我们帮你买吧？”
干部以为只是客套话，回答：“谢谢，不用了。明天下午就回，已经买好机票了。”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第二天下午，干部到机场值机时，发现经济舱的机票居然打印出头等舱的登机牌，柜台人员说，“这张票已经升舱为头等舱了”。
干部在纳闷中走进头等舱。不一会儿，旁边坐下一人，热情地问：“您是×××吧？我是辽台的×××。这么巧啊，台里安排我去北京出差，刚好可以在飞机上向领导请教业务问题。”
一路谈笑甚欢。下了飞机，干部问：“你怎么进市区呀？要不咱们一块儿坐车走吧？”
辽台工作人员笑着说：“领导，实不相瞒。我马上就要回去了。史台长特意安排我送领导，又怕领导不同意，只好撒谎说到北京出差，领导莫要怪罪哟。”
“这个史联文，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干部似在责怪又不无感动地说。
类似这样的招数，史联文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他在忏悔书中写道：“我总觉得一个单位离不开人气，要想建立一流的辽宁广播电视台必须得有一群人支持。所以我专门研究与辽宁广播电视台发展相关的部门及其利益，针对他们的喜好和特点，点准脉，让有用的团体都支持辽宁广播电视台，为辽宁广播电视台服务。”
前些年，地方的一些部门系统热衷于搞“文艺汇演”、“春节晚会”，这让史联文看到了机会。对于一些实权部门，他要求台里相关部门拿出最好的资源，“一定要整得妥妥的”，让实权部门的领导和干部职工满意。最为关键的是，当主办方提出结算费用时，史联文总是豪气地说：“扯那玩意儿干啥，领导找辽台，是看得起我们。”
史联文“仗义、够朋友”的名声慢慢在辽宁政商界传开。
史联文在成为台长之前，就善于使手腕，了解内情的人将其升迁之路归结为“远交近攻”——利用上级领导打击直接上司。对隔层领导，史联文巴结拉拢；但与顶头上司和同僚的关系却一向不佳。
胡作非为，贪得无厌
史联文在忏悔书中写道：“当了台长以后，我身边希望通过我的权力寻求利益的人也多了，在这些人的吹捧和央求下，我和他们就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我的胆子也放开了，几万、几十万，人家送，我就收……现在我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和痛心，我深深地知道我的罪行严重。”
史联文将电视剧订购决定权、广告决策权、干部任免权、人员录用权等集于一身，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利用公权力为个人捞取好处，敛财逐利。
经查，史联文利用电视剧的订购决定权收受10名电视剧制作人、发行人贿赂人民币571万元、港币20万元；利用与广告公司签订合同的决定权，收受3家广告公司经理贿赂人民币295万元；利用人事录用决定权，收受11名请托人贿赂人民币54万元；利用干部任免权，收受下属人员贿赂人民币420万元。
2008年，某公司与辽台签订电影播映权购销合同，将制作的电影在《北方影院》栏目播出。为感谢史联文的关照，该公司经理送给史联文一张银行卡，从2009年初到2010年夏，陆续往卡里汇钱共计430万元。2010年7月，史联文将卡交给这个公司经理“保管”，并称以后有机会再取。2012年初，史联文欲在美国买别墅，又要回200万元。
2008年下半年，辽台决定将广告资源全部收回广告部经营。沈阳某公司找到史联文，想继续保留广告贴片栏目。按照史联文的指示，该公司不仅与时任辽台广告部主任的崔军签订了贴片广告合同，还在所经营的广告业务中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为回报史联文，该公司于2008年至2010年间，分10次共计送给史联文人民币270万元。
当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监管时，在无限膨胀的欲望驱使下，史联文失去了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他连踩“雷区”，频触法律“红线”。
中央多次强调，禁止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从事营利活动，可史联文对此置若罔闻。2009年8月，史联文出资50万元与郭某合作投资成立广告公司。2010年至2011年，公司承包辽台公共频道全时段广告业务，收益达500多万元，按约定，史联文和郭某对利润五五分成。
史联文说他一生都忘不了退休那天的情景，宣布干部调整的大会结束后，他之前提拔的那些亲信、铁杆一下子就涌到了新台长面前，他内心极度失落，不知自己是怎么从会场走回办公室的。然而当时参会的人员却说完全不是那样，大家还纷纷祝贺史台长光荣退休，并没有对他不理不睬。他的这种感觉，不过是失去权力的“落差”使然。
即使在他退休半年后，史联文依然通过台里的亲信帮他办成了多名请托人找他“关照”的事项，以致辽台的人说，史联文退休了，但他的势力还在。尽管这样，史联文在接受审查时还骂他的亲信“背叛了他，不听使唤”。
可悲的史联文，退休后还在贪恋着权力。贪欲如熊熊大火，焚尽了他的良知和道德。
链接@忏悔录：
“荣誉簿”上的堕落
我一路走来可谓是红毯铺道，每一个过程都是光彩的人生写实。当记者，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主任，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而且是终身的荣誉；当台长，获得新闻界最高荣誉范长江新闻奖，而且还是当年新闻界公认的十大领军人物之一。可以说各种荣誉披挂满身。这些成果的取得当然是党组织培养的结果，也包含着我自己的艰苦付出和兢兢业业的工作。回顾起那时的史联文真是带着一身正气，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拼命和忘我地工作着。每当获得荣誉和奖章时，自己都激动不已！
我的蜕变，主要是职务高了，学习少了，离群众远了；跟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降低了；工作作风、思想作风方面的培养和锻炼，缺乏毅力和耐性了。尤其在商品大潮中，全台上下开足马力追求商业社会的价值取向，一切都向“钱”看。台里评价同志的业绩都是以“钱”为标准，我提出口号“绝不能在我们的经营范畴内丢掉一分钱”。同时，我还热心于同外界联系，总觉得一个单位离不开人气，要想建立一流的辽宁广播电视台必须得有一群人支持。所以我专门研究与辽宁广播电视台发展相关的部门及其利益，针对他们的喜好和特点，点准脉，让有用的团体都支持辽宁广播电视台，为辽宁广播电视台服务。虽然辽宁广播电视台有影响力了，但不是坚定地从党的事业出发，而是从各自的利益或集团的利益出发，为小团体服务。
另外，当上台长后，我的虚荣心也强了，脱离了群众的监督。由于自己权力的变化，周边的人也在改变着对我的态度。他们的语气、态度、行为姿态等等，把一个有权力的自由人，改变成由他们控制的机械人了。“利益追求者”和周边人的奉承、吹捧、虚伪的殷勤和低尊，让我身不由己地陷入他们设计的泥潭之中。我倒了！渐渐地应和了他们，成了“利益共同体”。我头脑中的商业属性加重之后，自然也在改变自己的作为，开始寻找伙伴经营“自己的事业”，搞投资、上项目，为退休找后路。自我约束和规则也没有了，由看到社会到“读懂”社会，把自己的思想逐步引入到一个怪圈之中。我送礼的次数也不少，大家收得也很正常，我为什么要回避呢？反正他们的钱也不是好来的！该收的也得收。刚开始我为单位做事拉关系找钱，后来变成为自己退休后安排后路筹措钱。几万、几十万，人家送，我就收。手掌张开了，结果伸手必被捉！
想到这些，自己真是痛恨不已！我反思走过的路，真是感到对不起党组织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对不起一块块金灿灿的奖章和奖牌，对不起省委、省政府及各界领导一直对我的关怀和给予的支持。用我严重违纪违法的教训告诫党员领导干部，切记我的教训，避免再犯同类型的错误。
在干部使用上，绝不能任人唯亲，更不能让你所认为的最亲的人担任实权。在工作上绝不能有亲疏远近之分。一切以业绩论成败，以群众的口碑论人品。
少与商人打交道，特别是小本经营者。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机关算尽，他在与你接触中总是施以小利换取大利。当你有权时，弟长兄短，一旦你失去权力，他会加足劲，把你踢得很远很远。
要注意表面谦和的圆滑人，这种人一旦和你的利益产生关联时，马上释放出一种假象，以低尊式的状态博得你的好感和同情，然后，他设计向你讨取利益的路径，像老鹰一样，一点点地啄去你的肉体，让你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
谨慎地与你身旁的人保持距离。身边人熟悉你，与你长期工作在一起，容易投你所好，时间久了，让你沾染恶习。一旦有了权力时他就是天。当他开始说谎时，你一定要注意他已开始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了。有人说，“恶犬咬人总是冷眼旁观，一旦到有可杀之时，便猛扑上前狠咬一口”。这就是你身边人可能会干的事！
（根据史联文忏悔书整理）
